长江“东方之星”沉船事件是这些天媒体和国人关注的焦点。

今天，国外数十家媒体扛着镜头到长江边上拍摄、采访，国内媒体圈里说着，一些国内媒体记者在雨中守了一夜，最终被驱逐，他们落寞、辛苦的背影，像是一道灰暗的海岸线，继续折射着这个国家对媒体的态度。新闻工作者，继续突破，不断往外发布事件的进展以及其他各种。

坐在办公室，目睹着沉船事件的发展，从最初的亲历者、记录者到当下与周边一样的围观者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信息发布，感觉不大一样。面对突发意外重大灾难，如果不是关乎每个人的的传染病，外围一切都会正常进行，如果不是家属、媒体、相关部门负责人、当地相关人士，或处在新闻风暴中心，很难真切地感知信息的温度和份量，也很难感知家属的悲伤与搜救的艰难。通过媒体获知的片段灾难信息，对于围观者来说，中国湖北沉船事件与韩国沉船事件感知上有区别，但不是很大。对外围的受众来讲，最大的刺激，未来能记得的或许只是巨大的数字，400多人，就像当年洛阳大火、克拉玛依大火一样，巨大的数字，似乎足以让人去警醒、去反思灾难发生的原因与责任，以防后患。实际上，人心不变，后患依然不断。但围观者能做什么呢？

坐在公司高大上的办公楼里，与坐在媒体的平台感觉不同，不像当初大新闻事件发生之后，整个平台都会在讨论、策划、报道重大新闻，公司里的每个人都会继续安静地做着手头的事情，偶尔瞥一眼网页新闻或手机推送新闻，看不出任何情绪变动，没有人谈论任何新闻和资讯，那是奢侈。作为受众来讲，这些在媒体人（包括过去自己）视为不可能有人不关心的头条新闻，真的可以在核心地带、高智商情商人群中，熟视无睹。以前以为只会发生在信息闭塞的乡村，而都市里的人们，依然会出现信息盲区、熟视无睹区。

不是批判什么，而是说，当我们身处在信息传递中，会自觉不自觉地夸大了传递的信息的重要性和抵达率，以为全世界人都会关心你所关注的这件事，而看到的现实是，身边人大多会关注着工作的进展、公司的业绩与股票的增长，关心着自己孩子的成长和安全，不是所有人的悲伤都是所有人来关注和关心，像身为媒体人时以为的那样。在这个世界在发生灾难的同时，远离灾难现场的很多人，会继续坐在写字楼里，算计着自己身边的点滴得失，远处的新闻大事件，那也只是与他无关的世界一部分。

重大新闻发生后，媒体蜂拥而至，选择关注，那是职业里的刚需。而那些不关注的人们，对这些信息熟视无睹的人们，他们也没有被批评的必要，这个世界本是在平行运转，各自会忙着各自的事，正像同坐在一个十几平米的位置上，面对面、背靠背，能保持一年不互动不说话，依然可以完美地过好这一年，做完这一年不痛不痒的工作。

其实，你并不知道你认为的目标人群在关心什么？他们会关心什么？只是不断地将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拿出来给他们分享，其实，他们心里想要的是什么，没多少人知道。在当下，能明确知道人们需求和关注的，基本上都发了财，比如马云。

基于这些状况来推想，未来或当下的自媒体时代，可怕的不再是媒体一直害怕的禁令，而是《娱乐至死》里的一个观点，我们甚至已经失去了禁令的必要，因为媒体报道什么，人们早已不关心不关注任何重要信息，都沉浸在身边的琐碎中，重复终日。

我们曾为自己传递出的信息狂欢，最终又被自己传递的巨大信息流淹没致死。你说是不是？

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，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，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；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，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；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，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；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、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。
　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　——尼尔·波兹曼